7月19日，索贿受贿1.45亿元、贪污5359万余元、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，与受贿1.08亿余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，两人于同天上午被执行死刑。

　　今年是执政74年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·雷日科夫曾引用过的一句名言：“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。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，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，那么一切也就完了。”

　　新中国成立五年时(1954年春)，打江山的陈毅元帅，出于对权力的感悟，曾写有一首感事述怀诗《七古·手莫伸》。诗中指出了权力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好处：即“威严、美色、推戴”。我以为，如果陈毅元帅面临市场经济条件，他还会加上“钱财”这一大好处。许迈永就因为“钱多、房多、情妇多”被民众戏称为“许三多”。

　　9月6日，《检察日报》刊发了许迈永2009年写就的悔过信《“对一次一次举报，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”》。许迈永认为，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，主要原因有三：一是心存权变钱的思想。随着“权力越来越大”，许与自己的商人朋友“越比心态越不平衡”，他认为“虽然地位、职务、荣誉不能传承，但金钱、资产、物品可以继承”，“因而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。”二是侥幸的心理：“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，并心存侥幸地认为，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‘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’，不会有问题，即使出了事，组织上查，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。”三是法制观念不强：“法律意识淡薄，政策界限模糊，不能明辨是非。”

　　其实，许迈永列举的三条主要原因，与很多贪官的忏悔非常相似。应当说，带有共性。但是前两条是真原因，后一条是假理由。

　　权能变钱，古往今来几乎无人不晓;心存侥幸，历来贪官都作如此之想。许迈永既非圣贤，加之“从小穷怕了”，只要有条件，权力变现，自然成为那些由厌腐、恨腐、反腐败，发展为思腐、羡腐、搞腐败者的当然选项。

　　市场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。同时，为防止权力与钱财进行等价交换，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。而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，基本上是人为的过程，而非自发的过程。政府“有形之手”的作用，远大于市场“无形之手”的作用。权力的含金量，在体制转轨、社会转型过程中，呈几何级数增长。而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，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。

　　32年的腐败与反腐败实践证明：这种“一手硬、一手软”的不协调状态，这种“一腿长、一腿短”的不同步状态，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、不配套所拉开的缝隙，就是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，就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生存空间。

　　于是，一方面，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含金量迅速攀升;另一方面，对权力的制约(还谈不上制衡)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。市场条件下的一些权力之虎，很快觉察到计划条件之笼的脆弱。于是，一些心有不甘的掌权者，便开始以身试法;于是，一些胆大妄为的掌权者，甚至敢于铤而走险!

1980年代初，我们拿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、副书记叶妈坎开刀。进入21世纪，我们一连杀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、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、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、第一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6名省部级腐败高官!我们反腐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，处置不可谓不严厉，但权钱交易仍在滋生蔓延!

　　原因何在?32年了，我们的反腐败，太注重查处腐败的个案，太注重拍打腐败的苍蝇了;而忽视了加快制度体制机制，特别是权力结构的改革，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断滋生苍蝇的“粪坑”的填埋!于是，卷入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，金额越来越大，重要岗位的官员也越来越多。

　　身为副市长的许迈永，不仅是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监督的死角，也是杭州新闻媒体监督的禁区，还是杭州市人大政协监督的空白……于是，失去监督且心存侥幸的许迈永，一旦自律不严,一旦把持不住,必会铸成大错,滑向犯罪深渊!于是，上级的委任书，常常与法庭的判决书相连;风光的主席台，往往与落泪的断头台直通。就这样，许迈永轻易地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!

　　许迈永的所谓“法制观念不强”，不过是他的借口和遁词!以他的智商和阅历，他完全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在违法犯罪!不过他太相信他的智商和阅历，他太相信他的所谓铁哥们了，却太不相信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这句箴言了。

　　许迈永没有什么家庭背景。他的不断提拔与他的工作能力强是有关系的。属于搞工作很有一套，搞腐败也很有一套的“两搞干部”。1980年代后期，这种“两搞干部”就开始出现，但由于“用等级授职来代替普选制”的干部任命方式未能根本改革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然只有忍看搞工作很有一套的领导干部，如担任过广东、浙江两省的省纪委书记王华元，今年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人，成为搞腐败也很有一套的千古罪人!

　　就许迈永之死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简单道理：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，最终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?

　　我以为，首先，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等价交换。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器，而非私产。拿公家的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去与别人进行私人的交换，如同给人放牛的娃娃，把别人的牛拿去卖了。这种买卖肯定不是等价交换，而是削价贱卖!

　　其次，权钱交易不是一种正常交易。权与钱的交易，既不敢进入公开的市场，也不敢让公众参与。只能偷偷摸摸地干，提心吊胆地办，一对一地搞，是最典型的黑市交易、地下交易、违法犯罪交易!

　　第三，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平等交易。交易之初，不法分子用他包里的钱，来买你手中的权时，他是孙子，你是大爷!成交后，不需很长时间，你便成了孙子，他便成了大爷!不法分子由此总结出：“先用我包里的钱，来买你手中的权;再用你手中的权，帮我赚更多的钱!”这就是不法分子“暂当孙子无妨，后做大爷应当”的只赚不赔的好生意!

　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“双重转换”中，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了!来自外在各方面的诱惑和欲望，远远超过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自制力。在这外欲大于内制的特定时期，缺少制约制衡的权力，无疑成为一些类似许迈永的人，走向深渊甚至断头台的放大器或加速器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许迈永之死，既是他个人素质的悲剧，也折射出我们权力结构不科学合理的弊端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：问题的复杂性，通常不来自问题本身;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远离源点的缘故。2006年1月，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：“教育不扎实、制度不完善、监督不得力，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。”结合32年的反腐败实际，我以为，最关键的是“制度不完善”，特别是权力结构的不完善!

近年来，安全事故频发，安全生产举国关注。改革开放32年，从反腐蚀到反腐败，透过腐败案件数字，折射出的是权力安全隐患，表现出的是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，反映出的是权力结构的不科学不合理。

　　腐败案件即为权力事故。加大对权力事故责任人的党纪政纪乃至法纪的追究，无疑是有用并有效的。

　　然而只反不防，解决不了权力事故。因为纪律管不了规律!

　　党的成熟不仅表现于思想上、理论上，更体现于制度上。没有党内的制度创新，不可能在党内建立健全科学制度。

　　腐败现象的必然性≠易发多发的必然性!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腐败现象在现阶段呈易发多发的态势，从理论上分析，是由于现阶段的反腐败还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;从实践上看，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完成由治标向以预防(治本)为主的战略方针转换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从许迈永案件中还可得出这样一个难以承认却不得不接受的结论：尽管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，但是形势依然严峻，任务依然繁重。

　　在反腐败与腐败的两种力量较量中，速度是关键。要遏制腐败，不仅要通过严肃查处，加大腐败的成本，提高其死亡率;而且要以治本为主，减少其出生率。在力度不变的情况下，腐败的出生率下降，其死亡率必然上升。而改革党委“议行合一”的领导体制，改革纪检监察体制，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时不我待!

　　改革党委“议行合一”的领导体制和纪检监察体制，并不能等同于反腐败成功，然而，体制、机制、制度不改革，反腐败则肯定不能成功。

　　我以为，许迈永案件还从反面让我们明白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，依赖于党内制度建设水平的提高;加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，取决于党内制度建设的加强;保持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，得力于党内制度建设的科学性。

　　总之，党的成熟程度与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备程度成正比。党组织和党员对制度的自觉遵守程度，永远不会超过党内制度建设的正确和严密程度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们认为教育是根本，但是制度应该是“皮”，教育则是制度这一载体上的“毛”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?”实践证明，教育确有先导之功，但是，我们必须以制度作为新的载体，教育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。

　　靠教育——保持人心态的平衡。更靠监督——保持力的平衡。根本靠制度——保持权力架构的平衡。

　　“苏东波事件”看似偶然，其实不然。当相当多的领导干部，在相当长的执政过程中，把权力当作乐趣来享受，而没有负担的压力和感受，就基本注定了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，将导致绝对腐败和绝对失败的内在必然。

　　如果权力只是一种乐趣，掌权者必将权力作为谋取一己之利的私产。许迈永尽享权力乐趣之时，也是他激增权力风险之日!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，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，权力将成为广大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公器;只有如履薄冰地慎用权力，他们才能全心全力为民用权并能长期执政。

　　许迈永案件还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公式：权力必须来自权利，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;权利必须制衡权力，权力才能真正服从权利;权力必须回归权利，权力才会真正属于权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