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大学 颜炳罡

　　曾听到一位很有名的华裔美国人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而自豪，我以我的祖先而自豪，我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。但我是百分百的美国人。”中国血统，美国人，这个说法让我觉得十分新鲜。我在想，如果是一位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人，是否会说自己是美国血统，中国人呢？至少，犹太人不大可能这么说。他们散居世界各地，会说自己是美国的犹太人，荷兰的犹太人，英国的犹太人，俄罗斯的犹太人，但他们不会说是百分百的美国人。这是因为犹太人有着自己共同的宗教信仰——犹太教。他们将其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看得很重要。反观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有没有自己的共同信仰和价值支撑呢？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，有没有不同于欧裔、非裔、日裔等种族而为华人所独具的共同的东西呢？如果有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

　　杜维明先生长期着力于“文化中国”之观念。他曾指出：“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，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，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。”在他看来，“文化中国”有三个意义世界：第一个意义世界，包括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、新加坡，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。第二个意义世界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，包括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、美国、澳洲、非洲和欧洲等地华人；第三个意义世界是包括了一批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，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，其中有学者和汉学家，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、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。

　　由是我们可知，“文化中国”是指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对中国文化怀有某种同情与敬意的精神空间、心灵空间。华人的精神世界即华人之所以为华人文化族徽，这个族徽不是血统的、种族的、语言的、肤色的，而是内在的、精神的、心灵的。“文化中国”的重建就是使具有华人血统的百分百的美国人、百分百的法国人、百分百的英国人等多少体现一点“中国性”、“华夏情”，保有一颗“中国心”。

　　这颗“中国心”与美国心、英国心、法国心等等并不矛盾。中国心就是仁爱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，一句话，就是善心。这颗善心凡人皆有之，美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等等皆有之，之所以叫它“中国心”，是因为它是通过中华文化的特殊方式展现出来的。这颗中华心就是海外华人“文化中国”、“精神世界”、“心灵空间，”就是祖先在自己身上烙下的“中国印”。

　　在阅读中怦然“心”动

　　山东大学 谢文郁

　　如果抛开出发点问题——“我们要从哪里做起？那个作为核心的、基本的起点和原则在哪里？”——来谈论“西学东渐”，那么西方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拿进来。但是，问题在于，你在哪个基础上去拿那些东西？你的出发点是什么？是来自原始文字为中文的文本，还是来自原始文字为西文的文本？这才是中国心的落实之处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心仅仅是某种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生活方式，也不仅仅是我的一种态度、情绪。这些东西是要跟着人进坟墓的，传承不了几代。我们谈论为人处事，有一些硬件的东西，即：历代承传下来的经典文本。这些文本乃是整个中国心的载体，它承传着中华心。犹太人能够在异质文化的环境中传承下来他们的传统，就靠着他们有一些很硬的文本，归根到底是最原始的希伯来文圣经。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是每一位犹太人都必须读的，从小在会堂里就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一个人怎么做犹太人，如何做好犹太人，他必须回到这个文本里去。我们谈论中国心的时候，不能没有硬件。以儒家为主的经典文本就是这个硬件。

　　第二点，只有进入到这些文本里面去，你的中国心才能培养出来。这些文本摆在我们面前，要我们去阅读、理解、解释。而且，大家一起读，和历史上的大思想家一起读。历史上，中国心是通过不懈地阅读和解释这些文本中呈现出来的。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读法，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呈现。这是中国心的传承。在这种阅读中，你的中国心才能建立起来。

　　最后，读书时我们自己的理解是否完全符合文本呢？我认为，只要你去阅读并形成你的理解，你就能够建立自己的中国心。我是反对所谓的“本义”这种说法的。当你说某种理解是本义时，你必须给出一个判断本义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在读文本的时候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读。这些不同的解读碰在一起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：谁的解读才是正确的符合文本的？这里的符合文本，是指一种解读能够更加让人接受，能够处理更多的文本。我称这种能力为解释力。所谓的“本义问题”，其实是解释力的大小问题。我们找不到一种唯一正确的文本解释。你要尊重其他人的解释。这些解释也是文本的一部分，或者说，是从文本中衍生出来的文本。当然，你的解读能够处理越多这种衍生文本，你的解读的解释力就越大。这里，我们谈论的是这样一种对文本的尊重。文本是客观的，是我们的理解的根据。

　　我认为，中国心是在阅读中国经典文本中产生的。

“道心”还是“中国心”？

　　美国Kenyan College 萧 阳

　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两种可能的方式，一种是普遍主义或“文明”的方式走向世界；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作为中国所特有的“文化”走向世界。也就是所谓的“特殊主义的”或者是“文化民族主义的”思路。

　　17世纪的莱布尼兹，是普遍主义的代表人物。而18世纪的赫尔德则是特殊主义的或者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。这两个人都认为中国文明是有价值的，但他们的理由却是截然相反的。莱布尼兹是一个自然神论者，自然神论的中心概念是“普世的自然的理性”，它是文明与道德的基础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，中国人也不例外。在莱布尼兹看来，中国文明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普世的自然理性的一种表现，尽管不是一个完美的表现，但也是一个表现。这是他认为中国文明有价值的理由。赫尔德的理由就与莱布尼兹非常不一样，他被认为是民族文化主义的创始人，也就是“特殊主义”的创始人。赫尔德是浪漫主义最早的先驱思想家，浪漫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天才的概念，当然他也受到康德第三批判里天才概念的影响，他是康德的学生。在赫尔德看来，中国文化是由一些中国的天才发明出来的精英文化，他们的学说代表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本质。在他看来，中国文化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是“中国”文化，是因为他和其他国家中的天才所发明的其它文化不一样。这里的重点是“中国”二字。中国文化是有价值的，是因为它是“中国”文化。其价值来自它的特殊性。

　　我们与古代的先哲们有一个巨大的差异，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普世的“真理”，普世的“文明”。而今天的我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东西，是世界上许多“文化”中的一种“文化”。施特劳斯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，他说我们必须以古代先哲理解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如果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他们的学说的自我理解是“普遍真理”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应当采纳他们的这一自我理解。我们不应当说他们的学说不过是一种文化，叫做“古希腊文化”。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我们古代中国的先哲。他们认为自己的学说所弘扬的是“华夏文明”，是“普世的道”，他们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“道心”的表现，而且这个道心是普遍的，是任何“人”都有的心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参与这场讨论，大概不会问“何为中国心”，而是“何为道心”。

　　我认为，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主义的这种走向世界的方式。我们从19世纪以来一直走的就是这一个思路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发明出来的一套关于自我认同的思路。它既不是“唯一的”，也不是“恒古不变的”。当然，我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回到古代，回到古代贤哲的极端的普世主义的思路。或许我所想象的这个立场是一种第三条道路。它既不是极端的独特主义，也不是极端的普世主义，我对此其实并没有答案，我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：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第三种走向世界的方式？这样来讨论中国文明如何走向世界，会不会是未来的一种新的走向？